一、湘西地方戏曲

1. 辰河高腔

辰河高腔被誉为 “东方戏曲活化石”，其起源历史悠久，与明代弋阳腔一脉相承，最早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后流入湘西辰河流域。与当地语言、民歌、号子、傩腔以及宗教音乐结合，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辰河高腔。

声腔特点上，辰河高腔声腔高亢激昂，音域宽广。男声用大本嗓演唱，给人以粗犷奔放之感；女声唱腔的高八度花腔委婉清亮，悦耳动听。其表演原始粗犷，豪放明快，幽然深情。

发展历程丰富多彩。明王朝建立之初，江西移民将弋阳腔带到辰河地域。早期演唱时，一人启口，众人帮和，以唢呐代替人声帮腔，高亢、粗犷又饱和、浓郁。清雍正年间加进了笛子伴奏，进入演出的成熟期和兴盛期。乾隆、嘉庆年间，配合宗教祭祀活动，极为盛行。《湖南通志》载：“浦市产高腔，虽三岁孩童亦知吟唱。” 辰河高腔剧目丰富，已存高腔剧目有连台本戏、整本戏、散折戏以及有部分定本的条纲戏等。但在上个世纪中后叶，走入低谷，“文革” 期间，专业剧团被解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泸溪县辰河戏高腔剧团积极抢救收集整理传统剧目，进行创新，重新搬上舞台，还创作了一批富有现代气息的新节目。1998 年，泸溪辰河高腔赴法国、西班牙演出，赢得了 “世界上最早的意识流艺术” 的美誉。

传承现状方面，辰河高腔完整地保留了民族和地域特色，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沅陵县民间音乐戏剧传承中心复排并演出辰河高腔传统剧目，引起轰动和戏迷热捧。沅陵县老年大学开设辰河高腔教学班，民间戏班常年活跃在城乡传承与传播，使得这一古老戏剧之花常开不谢，推陈出新。

2. 湘西阳戏

湘西阳戏历史渊源深厚，具体形成时间无法考证，据老艺人回忆，大约在 200 年前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阳戏。关于名称由来，一种说法是种田人、种阳春人演的戏，被称为 “阳戏”；另一种说法是由于傩戏与阳戏共同演出，傩戏用于娱乐鬼神，被称作 “阴戏”，阳戏主要用于娱乐人类，因而得名 “阳戏”。

发展现状良好。最初在民间还愿仪式中演出，后来登上高台，并逐步演出大型剧目。阳戏流入城市的时间大致在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抗日战争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50 年代至 60 年代，在城乡地区达到较为繁荣的阶段，吉首、凤凰、大庸、怀化等县相继成立专业阳戏剧团，并与业余剧团共存，创作和上演了众多新剧目，演出活动十分活跃。阳戏分为山路阳戏和南路阳戏两大艺术流派，前者以上演大剧目为主，后者则更多地与傩堂戏、花灯戏一同演出。

表现形式多样。传统剧目数量约为 100 个，涵盖封建社会家庭、劳动、生活以及男女爱情故事等多个方面，还有神仙道化、鬼怪妖狐的故事。50 年代以后，创作并上演了一系列新的剧目，如《斗笠湾》《边城雾》等。

艺术特色鲜明。山路阳戏吸收了汉剧、京剧等大戏剧种的表演程式，声腔独特，以宫调为主要腔调。南路阳戏更接近花灯戏，曲牌丰富，男女角色分工明确，声腔独具特色。正如著名作家沈从文所说：“到了湘西不看阳戏，等于只到半个湘西。” 湘西人对阳戏的痴迷与钟情渗透到骨子里，它是土家族、苗族两个兄弟民族孕育出的民间艺术奇葩，能品读出浓郁的民族文化内涵，是乡土文学的重要表现元素。

3. 湘西花灯戏

湘西花灯戏源于民间花灯歌舞，是清末民初形成的一种地方戏曲形式。在流行过程中因受当地方言、民歌、习俗等影响而形成不同演唱和表演风格。

起源与发展方面，湘西民间有灯节赛会，腊月初一参堂，祭祀戏祖唐明皇。封标后即开始演花灯，后来发展到 “跳灯”，演唱，民间艺人在这种载歌载舞的基础上创造出文、武花灯，登场角色增加，扩大了艺术容量，直到故事的出现，便成了一个剧种。清光绪、宣统年间，湘西各县艺人等聚会凤凰县城，组织 “三合班” 演出。以麻阳县石羊哨的 “滕家班” 最负盛名。民国 9 年至 19 年，湘西戏曲艺人再度聚会凤凰，进行改革，增加了戏间情节和道白。40 年代，开始采用大笛（瓮琴）伴奏，烘托气氛。

艺术特点突出。其声腔主要来源于灯腔、民间小调，形成曲牌体、板腔体和结合体三者并存的音乐体制。在表演上具有载歌载舞，轻松活泼的艺术特点。表演身段、步法、步位以及眼神、面部表情的运用，大都来自花灯歌舞。舞台步位变化多采用花灯的圈子，演员在舞台上显得灵活多变；舞台步法有丑、旦之分，具有轻松、活泼、风趣的特点。花扇的多种运用也是其艺术特点之一，扇法丰富，组成许多不同的套子，使得花灯戏的歌舞特点能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表演形式丰富。花灯戏真正发展成为一个戏曲剧种，是在解放后的事。解放以后，文化部门多次组织力量对花灯戏进行挖掘整理，1958 年麻阳、桑植、保蛸等县，都建立了专业的花灯戏剧团，吸收了阳戏、汉剧、辰河戏的表演方法和技巧，并在音乐上实行改革。专业花灯戏剧团成立以后，一方面移植改编兄弟剧种的剧目，一方面进行现代戏和历史剧的创作。

音乐特色鲜明。花灯戏的音乐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唱腔沿用花灯曲调，还吸收了大量的时调小曲并加以地方化，因而它的唱腔曲调十分丰富多彩。花灯戏音乐可分为歌舞花灯、说唱花灯和花灯小戏三种类型，分别具有节奏明快、旋律活泼、优美婉转、能运用曲牌连缀表现戏剧内容等特点。

二、湘西的语言特点

1. 湘西土家语

湘西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是比较接近于彝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

语系分类：土家语有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之分。北部方言分布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各地均能通话；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泸溪县境。

基本特征：

• 语音：北部方言有 21 个声母、22 个韵母、四个声调，音节全是开音节，有大量复合元音而无复辅音，浊声母少，元音不分松紧、长短，且大量元音半鼻化，辅音韵尾少。南部方言有 29 个声母、31 个韵母，比北部方言多了一些浊音声母和韵母，声调也与北部方言不同，有高平调、中平调、高升调、低升调和低降调。

• 词汇：词汇丰富，构词方式灵活多样。有单音词和多音词，按语素聚合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合成词又有联合式、主谓式、支配式、修饰式、补充式等。反映老式农、林、牧、副业的词较多，而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和一些抽象概念的词语较少。同时大量借用汉词，有半借和全借两种方式。

• 语法：句子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共六个成分。基本语序是主语在谓语前，宾语在动词谓语前。领属性定语在中心语前，修饰性定语在中心语后，状语在中心语前，补语在中心语后。名词有领属格，人称代词有单、复数和领属格，动词有主动态和被动态之分，还有 “体”，形容词作定语在中心词后，作状语在中心词前需加结构助词 “莫”。

南北方言差异：

• 语音差异：南部方言比北部方言多了八个声母、九个韵母，声调也不同。

• 词汇差异：两个方言在构词特点上基本一致，但一般词汇上存在较大差异，非同源词约占 60％左右。

句子成分和语序：土家语句子有单句，也有复句，复句大多不用连词。基本语序有 “主语 + 谓语”、“主语 + 宾语 + 谓语” 两种。定语、状语、补语在句子中的语序视不同情况而有所变化。

2. 湘西方言

湘西方言是保留浊音的西南官话。湘西处在湘、鄂、渝、黔四省市的交界之处，又是多民族生息繁衍的家园，形成了具有湘西特色的西南官话。

特色：除泸溪县之外均属于西南官话，但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各县市的西南官话有一定的区别。湘西西官在声调型上是属于成渝型，入声归阳平，有全浊。湘西西官差点被 “唯浊声论” 者拉出西官，因为这颠覆了部分学者 “官话 = 清化” 的思想。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湘西西官都有全浊，永顺和龙山就是浊音清化的代表，保靖花垣保留的较好，吉首由于现代的外地人太多，正在清化中，吉首方言整体走上了普化的不归路。

现状：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发达、文化的繁荣、社会生活的不断开放，特别是广播电视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普通话的逐步普及，许多方言词也正在被普通话的词所代替，湘西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将会越来越小。

与其他地区方言的区别：湘西西南官话跟四川的西南官话有一定的统一性，也有很明确的不同，声调上一致性较大，但湘西西官的准确调值应为 44，21，53，213，很多土词与四川西官通用，但是也有很多日常词汇跟四川完全不同。比如四川人喜欢称呼小孩为 “娃”，湘西则使用的是湖广味很浓的 “伢儿”。在对人的称呼上花垣县保留的较多，如叫叔叔为 “晚晚”，叫姑姑为 “娘娘”，与桂柳西官较为相似。称呼奶奶为 “婆”，对父亲的非正式称呼为 “老头儿 / 老豆儿”，区别在于湘西西官跟明官一样喜欢儿化。

3. 湘西文学与语言的关系

湘西文学发展综述：从沈从文开始，湘西文学就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近百年来，湘西出现了三次大的文学浪潮。第一次文学浪潮以沈从文为代表，他的作品《边城》以湘西一个名叫茶峒的边境小城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哀而不伤的爱情悲剧。沈从文在《边城》中运用了大量湘西方言，为小说增添了生机与活力。第二次浪潮有一大批作家，如孙健忠、蔡测海、彭学明、张心平、吴雪恼等。第三次浪潮是新世纪以来，规模不小的一批创作势头正旺的作家，有被称为文学湘军 “五少将” 的田耳、于怀岸等。有驻守在本地、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的吴国恩、向启军、黄青松、龙宁英等。

湘西文学对湘西方言的运用和传承：作家沈从文在其作品中使用了不少湘西方言，如《边城》中人物的对话富有湘西乡土气息，爷爷对曾经拿火把送翠翠回家的人说的话，以及船总顺顺家中对儿子的昵称 “大老” 和 “二老” 等。这些湘西方言经沈从文处理后丝毫不显突兀，为小说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湘西作家彭学明的长篇散文《娘》也用湘西方言书写湘西，给读者带来了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湘西方言对湘西文学的影响：湘西方言为湘西文学增添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使作品更具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湘西方言的影响已经有机融入了行文，变成了文章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边城》中对爱情的表达，通过 “走车路”“走马路” 等湘西方言词语，体现了湘西人对婚姻的态度。同时，湘西方言也让读者更能品尝到湘西地域独特的味道，感受湘西人民在封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养成的率真、淳朴的民风和对爱情羞涩的表达方式。

三、湘西的宗教信仰

1. 原始宗教信仰

湘西土家族、苗族信奉鬼神的原始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原始宗教信仰包括民祭和官祭两种形式，其场域、祭祀乐器以及祭祀主持者都有着独特的特点。

民祭与官祭的场域：官祭一般在祖先堂、摆手堂中进行，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庄重性。民祭则相对灵活，不拘泥于特定的场所，可以在家中或寨外进行。这是因为民祭多以个体或者家族利益为目的，规模较小，资金支出多由个人或者家族凑钱集资。民祭的实用功能区别于官祭，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

祭祀乐器：在祭祀时，土巫和苗巫会借助一些法器和具有音响特性的仪式道具来显现其 “法力”。这时，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的器乐便应运而生，部分仪式道具也自然成为祭祀乐器。祭祀常使用的乐器有铜鼓、铜铃、竹柝等。这些乐器不仅在祭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体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人民对音乐的创造和欣赏能力。

祭祀主持者梯玛和巴代：在湘西土家族、苗族祭祀仪式中，离不开祭祀的主持者 —— 梯玛与巴代。“梯玛” 是土家族对主持土家族梯玛仪式巫师土家语的译称，意为 “敬神的人”。“巴代” 是苗族对主持苗族巴代仪式巫师苗语的译称，“巴代” 又有苗师 “巴代雄” 与客师 “巴代札” 之分。苗师 “巴代雄” 是苗族原始宗教的祭祀主体；客师 “巴代札” 是近代苗族与汉族、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后，形成的具有傩文化的客教文化祭祀主体。

梯玛和巴代均为男性，年龄在 40 岁以上，筋信骨强。他们文化程度皆不高，闲时多以务农为主，祭祀时以祭祀的身份主持祭祀仪式，同时还兼具土医、苗医的身份。梯玛自称神药两医，在驱麻风鬼等多场仪式时会配合相应草药配合仪式进行。巴代也有巴代初期习武，强身健体；巴代中期学祭祀人神两通；巴代后期学医，治病救人的说法。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和人们认知能力低下的时代，梯玛、巴代是使用祭祀与土医、苗医的草药结合对病情进行治疗。所以梯玛与巴代不仅仅是土家族、苗族祭祀仪式的祭祀、法师或者巫师，更是土家族、苗族的乡土医者、文化传承者。

梯玛、巴代年龄普遍偏大，这是当前社会发展、科学发展、信仰变化、经济发展等多元转变的结果，直接导致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学习。其演唱祭祀歌曲时低沉浑厚的平腔更能显现出祭祀仪式既严肃又神秘的祭祀氛围；梯玛、巴代筋信骨强是其进行祭祀仪式体力支撑的必备条件，少则一两天，多则五六天的祭祀活动需要耗费梯玛、巴代强大体力；从文化程度皆不高的普遍特性中可以发现，梯玛、巴代的传承过程中多以所学知识直接传承，少有文化再创造过程，更好地保存了梯玛、巴代祭祀音乐文化的原真性。

2. 宗教文化对民族的影响

苗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对苗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宗教文化在湘西民族文化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自然崇拜：苗族对一些巨形或奇形的自然物，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酒肉祭供。比较典型的自然崇拜物有巨石（怪石）、岩洞、大树、山林等。此外，苗族认为一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具有神性或鬼性，多数情况下，鬼被认为是被遗弃或受委屈的灵魂和工具所变成的，常给人类带来灾难、病痛、瘟疫或其他不幸，比如所谓东方鬼、西方鬼、母猪鬼、吊死鬼、老虎鬼等，被称为恶鬼。而有灵性的自然现象常被认为是善鬼，具有一定的神性，如山神、谷魂、棉神、风神、雷神、雨神、太阳神、月亮神等。对于善鬼、恶鬼，苗族人的祭祀之法亦不同。对善鬼有送有迎，祭祀较真诚，对恶鬼则须贿赂哄骗直至驱赶使之远离。

图腾崇拜：东部地区许多苗族与瑶族共同崇拜盘瓠（一种神犬）。他们世代传说着 “神母犬父” 的故事，把盘瓠视为自己的始祖。中部地区一些苗族认为他们的始祖姜央起源于枫木树心，因而把枫树视为图腾。另有一些地区的苗族以水牛、竹子等为自己的图腾崇拜对象。

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在苗族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认为祖先虽然死去，其灵魂却永远与子孙同在，逢年过节必以酒肉供奉，甚至日常饮食也要随时敬奉祖先。许多地区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祭祖盛典，在湘西有 “敲棒棒猪”、“椎牛祭祖”，黔东南有 “吃牯脏”，黔中地区叫 “敲巴郎”，黔西北、滇东北有打老牛习俗。其中，黔东南的吃牯脏至今盛行不衰，最为典型。吃牯脏亦称祭鼓节、鼓社节、鼓藏（牯脏）节，以宗族（鼓社）为单位，每七年或十三年举行一次。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寄居中在木鼓里，祭鼓就是敲击木鼓召唤祖先的灵魂来享用儿孙的供品。

苗族的原始宗教文化对苗族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历史上，这种宗教信仰帮助苗族人民解释了一些不能认知的自然、社会现象，给予了他们心理上的安慰和支持。同时，宗教文化也促进了苗族社会的团结和稳定，通过共同的祭祀活动，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在现代社会，虽然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但苗族的原始宗教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苗族人民的生活和价值观。

宗教文化在湘西民族文化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湘西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湘西的地方戏曲、语言、建筑风格、传统手工艺等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湘西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为湘西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灵感和素材，如湘西苗族鼓舞中就体现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文化现象。同时，宗教文化也促进了湘西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祭祀仪式和口传心授的方式，将民族文化代代相传。

四、湘西的建筑风格

1. 湘西传统民居的建筑景观特点

1. 湘西民居在城镇布局上的特点，深受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及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

湘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湘、鄂、川、黔四省边区，乃古蛮夷之地。这里的传统民居在城镇布局上不求方正规矩，而是依山就势、灵活变化。深受巴蜀文化、楚文化及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湘西传统民居使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这种布局特点体现了天人感应，崇尚自然；聚族而居，奉祖为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筑景观特征。湘西的传统民居不拘一格，最能生动、直观地展现出湘西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征，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为了适应周围环境，合理利用地形条件和生存空间的必然结果。

2. 苗族土家族吊脚楼的独特建筑型式，介绍其结构、功能和文化内涵。

“吊脚楼” 是湘西民居最典型也是最独特的建筑型式，一般建于山坡或河岸边，主要因为这些地方平地不多，为了扩充屋场，扩大使用面积而为之，竟产生了一番意外的审美效果，山间、水边随处可见，它是苗族、土家族居所的代表建筑。吊脚楼一般分为两层，大都为五柱六挂或五柱八挂的穿斗式木结构。上层宽大，制作工艺复杂，做工精细考究，屋顶歇山起翘，有雕花栏杆及门窗。下层依地形变化，占地并不一定呈规则形状，且不作正式房间。由于湘西地区属山地地形，地表潮湿，且常有各种爬行毒物侵入居室，架空的底层既可通风防潮、避暑防寒，又可保证居室生活的安全。

吊脚楼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除具有土家族民居建筑注重龙脉，依势而建和人神共处的神化现象外，还有着十分突出的空间宇宙化观念。土家族的吊脚楼不仅单方面处于宇宙自然的怀抱中，宇宙也同时处于宇宙自然的怀抱之中。这种容纳宇宙的空间观念在土家族上梁仪式歌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3. 湘南传统民居的建筑景观特点，包括布局、装饰和历史发展。

湘南位于湖南南部地区，主要包括永州、郴州地区以及邵阳益阳部分地区，此处主要是汉族及少数瑶族和苗族的聚集地，其传统民居相对较多，保存的也相对完整。湘南的民居在装饰方面采用了木雕、石雕、凌雕等相互结合的形式，摆脱了其他地方传统民居建筑的单一性，增添了些许新意和特色。在湘南随处可见古井、宝塔、石板路等特色建筑；其中青砖、黑瓦、古民居，则是湘南传统民居的典型代表群。

湘南传统民居布局基本上是以三合或四合天井院为基本单位，以长方形的小天井院落巧妙地与基本单元平面有机组合，灵活布置厨房等用房，及采光通风，形成了变化的空间和丰富的造型。同时许多地方还采用了虚实对比的方法，使其显得既丰富又无比协调。现存的湘南民居多为明清代流传下来，最老的建筑距今已有约 1000 多年历史，民居发展到明清时已日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由于湘南多山地少平地，所以部分住房建为楼房，以增加使用面积，用材尺寸减少，装饰附加增多，砖木石雕处理较为普遍，门窗棂格的图案纹饰花样翻新，在艺术上表现出华丽的风格。后来由于社会形势及社会背景的变化引起了建筑形式的改变，此后，在结构上砖木混合结构及其他手法的广泛使用，直接影响到民居的建筑外形，同时由于湘南民居接近广东沿海地区，建筑形式受到西方建筑的影响，瓶式栏杆，山花，拱券，柱头等西洋装饰逐渐出现在当地的民居之中，形成了有别与湖南其他地区的传统民居特色。

2. 凤凰古城的建筑风格

描述凤凰古城的历史文化、明清古建筑的特色以及文化景点，展现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魅力。

凤凰古城位于中国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凤凰县，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也是中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凤凰古城建于明代，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古城内保存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展现了古代湘西地区的建筑风格和文化传统。

凤凰古城是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这里保留着丰富的土家族和苗族传统文化，包括建筑、服饰、习俗等，让人感受到浓厚的民俗风情。凤凰古城的建筑风格独特，主要以吊脚楼和木质建筑为主，这些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古城风貌。凤凰古城被沱江环绕，沱江清澈见底，河水贯穿整个古城，增添了古城的韵味和美感，让人感受到水乡风情。

凤凰古城内有许多著名的景点，如沱江、吊脚楼群、东门城楼、南华寺等，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古城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凤凰古城的吊脚楼起源于唐宋时期，至元代以后渐成规模。凤凰古城河岸上的吊脚楼群以其壮观的阵容在中华国土上的存在是十分稀罕的。它在形体上不单给人以壮观的感觉，而且在内涵上不断引导着人们去想象去探索。它在风风雨雨的历史长河中代表着一个地域民族的精魂，如一部歌谣，一段史诗，记载着风雨飘摇的历史，记载着寻常的百姓故事。

回龙阁吊脚楼群坐落在凤凰古城虹桥的下面的吊脚楼风情街顺沱江的流水方向做一下就见到，前临古官道，后悬于沱江之上，是凤凰古城最具有浓郁苗族建筑特色的古建筑群之一。上层是客厅都建得比较宽大，下面那一层占地却不是规则，基本上是因地制宜。上层工艺制作都比较复杂，做工精细考究，屋角都是跷起来的而且形状都是类似凤凰，杆及门窗雕都有花栏；下层不作正式房间，而是用来存放一些农具或者做猪，牛圈，但吊脚下部分均经雕刻，有类似金瓜或各类兽头、花卉图样。上下用些小柱子撑着悬出的走廊或房间，使之垂悬于河道之上，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为了防止火灾，在河岸上浩荡着数百栋的吊脚楼群每栋屋宇都隔有封火墙并一致地安装有鳌头。封火墙的作用则是阻止火势蔓延。吊脚楼主们都对此墙备加呵护并极尽之美化。他们在每堵封火墙前后都装有鳌头，且鳌头都不约而同地一律为凤凰鸟图案造型。远眺，只只凤凰引项朝天，气宇轩昂，给人心驰振奋。这便可释解凤凰人对美的追求，对神鸟凤凰的崇尚。

吊脚楼里居住有苗、汉、土家等民族。贫穷使他们和睦相处，唇齿相依。在历史的长河中，吊脚楼里曾走出许多血性男儿，他们痛击日寇，马革裹尸，舍命疆场，为吊脚楼书写了一笔厚重历史史诗。吊脚楼在悲壮中走了近千年。它在凤凰人民心目中的分量是重的。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旅游事业在凤凰已风云鹊起，吊脚楼里的人们纷纷将自家的吊脚楼重墨粉饰，开办了江边旅社、茶楼洒肆，以极其合理的价格热情服务于四方游客。

随着凤凰旅游的蓬勃发展，那些特色民居成了旅游从业者眼中的 “香饽饽”。凤凰旅游行业商会民宿分会秘书长龙慧芳在古城经营 “凤凰城老四合院”，是古城 1500 多家大小民宿客栈和酒店之一。每到节假日，民宿的房间供不用求。为了还原古城本色，几代文化守护者对凤凰进行了系统治理和修复，如今的凤凰古城，“乡音未改”“乡貌依旧”，不仅向世界敞开着怀抱，也延续着文化根脉。

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处规划建设科科长龙室伊说:“对凤凰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全方位保护。下一步，我们将更加注重历史文化元素与历史街区的融合，充分展示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好地传承凤凰古城地方特色传统文化。” 凤凰古城以其人地相宜的街巷肌理、具有吊脚楼特色的明清建筑、多民族交融的民俗风情，吸引着各地游客。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催生出了依托古城为摄影基地的 “旅拍” 新业态，游客在这里体验传统服饰、风俗习惯等，记录下与凤凰相关的美好瞬间。

五、湘西的传统手工艺

1. 湘西竹编技艺

1. 湘西竹编的历史悠久，是湖南省省级非遗项目，介绍其制作技艺和代表人物。

湘西竹编制作技艺历史久远，工艺复杂，难以被现代机器代替。其主要制作技艺包括破篾、筠篾等。破篾是将竹子剖成不同粗细的篾丝，这需要手艺人有足够的耐心和技巧。代表人物有付业林，他出生在湘西永顺县有名的 “竹编镇”—— 万坪镇。12 岁开始随父学习竹编，经过不到一年的学习，就能娴熟剖出各种粗细不一的篾丝。13 岁就和父亲一起上门服务定做竹编，16 岁能独自一人上门定做竹编。从 1977 年到 2003 年，他上门服务定做竹编的家庭有 5000 多户，客户遍及湘西州、张家界、怀化等地。44 年间，经手的竹编产品多达 10 万件。1985 年以后，他开始带徒弟，教授竹编技艺 50 多人。2015 年被永顺县人民政府确立为第七批竹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2. 竹编作品以背篓为主，体现湘西人的生活特色，分析其美观与实用性。

“小背篓，晃悠悠，笑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 这首歌是多少湘西土家族人民的摇篮曲，竹编中很大一部分作品是背篓。湘西人自称为 “背篓里的民族”，背篓美观又实用，是他们出门赶集必不可少的工具。背篓一般分为两层，大都为五柱六挂或五柱八挂的穿斗式木结构。上层宽大，制作工艺复杂，做工精细考究，屋顶歇山起翘，有雕花栏杆及门窗。下层依地形变化，占地并不一定呈规则形状，且不作正式房间。由于湘西地区属山地地形，地表潮湿，且常有各种爬行毒物侵入居室，架空的底层既可通风防潮、避暑防寒，又可保证居室生活的安全。

3. 探讨竹编技艺在现代的发展和前景。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购买竹编的人曾一度减少，许多篾匠都放弃了手艺，传统技艺出现后继无人的状况。但困境面前，像付业林这样的手艺人选择了坚守与创新。他们将原来田间地头的普通生活农具，经过美化和创新，变成受游客和年轻人喜爱的小背篓、手提包、茶具等商品，创新使这一产业重现生机。如今竹编也深受游客和年轻人喜爱，相信竹编必定能焕发出新的光彩，助力农民增收。

2. 湘西其他非遗传统工艺

介绍湘西入选湖南省首批传统工艺振兴目录的 18 个非遗项目，包括纺染织绣、服饰制作、编织扎制、雕刻塑造、家具建筑、金属加工、剪纸刻绘、食品制作等门类。

此次湘西州入选的 18 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涉及多个门类。其中，纺染织绣类有泸溪苗族挑花，凤凰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凤凰、花垣的湘西苗绣等；服饰制作类有湘西苗族服饰制作技艺；编织扎制类有保靖、永顺的竹编技艺等；雕刻塑造类有泸溪菊花石雕，永顺、泸溪的湘西木雕等；家具建筑类有永顺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剪纸刻绘类有泸溪踏虎凿花；金属加工类暂未提及；食品制作类有保靖绿茶制作技艺（黄金古茶制作技艺），古丈毛尖茶制作技艺等。

这些项目重点选取了具备一定传承基础和发展前景，传承人群较多，有助于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形成地方品牌的传统工艺项目，并适当向能够带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的项目倾斜。

3. 湘西传统手工艺的价值

阐述湘西传统手工艺在文化传承、经济发展和艺术创新方面的重要价值。

从文化传承方面来看，湘西传统手工艺是湘西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服饰手工艺中的织锦、印染、刺绣等，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服饰生产和生活文化特征，是服饰文化的活化石。竹编技艺等传统手工艺也承载着湘西人民的智慧和历史记忆，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为人类服饰文明发展的历史进步和发展规律提供具有多样化的文化的直观性和原始性素材。

在经济发展方面，湘西的传统手工艺产业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收益。以竹编为例，像付业林在芙蓉镇开的竹编店，虽然店不大，只有 20 多平方米，却让万坪镇为主的 20 来户、200 多位竹编手艺人一起创收，编织创新的大小竹编产品种类达 100 种，产品销往了浙江、上海、湖北、重庆、广东等 30 多省市。此外，湘西传统工艺工作站已扩展至土家族织锦技艺、蜡染技艺、竹编技艺等多个传统工艺项目，依托 10 个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和 2 所研培院校，基本实现了自我造血，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在艺术创新方面，湘西的传统手工艺不断创新，创造出具有湖湘特色的传统工艺时尚潮牌。如湘西传统工艺工作站研发设计了 “源” 系列、吉祥八宝系列服饰以及 “一善荷音” 和婴幼儿 “蝶宝” 非遗品牌，推动形成了 “七绣坊”“山谷居民”“戴雅”“崇山”“溪州布衣”“蜡魂”“妈汝”“金毕果” 等本土非遗品牌。通道锦绣文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非遗工坊与湖南大学专业研发团队及侗脉公司合作，创立了 “梭说” 轻时尚文创品牌，将侗锦以新的产品形式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创造出有别于机械化生产的、赋予独特意义的手工产品，使通道侗锦在市场经济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